靖行靖远

腊月二十二，良辰吉日，宜嫁宜娶。

一早上我去化了个非常简单的淡妆，头发也只是随意的扎了个马尾挽起来，然后换上了老蒙古夫妇为我们精心定制的蒙古袍——我想大言不惭的用“惊艳”来形容这一对袍子上身的效果，即使在蒙古人的家乡，穿上蒙古袍的我们还是得到了极高的回头率。

蒙古人的袍子是宝蓝底色泛祥云暗纹上有圆形腾龙图案的缎面传统蒙古袍，边缘是镶黑金两道边的绿色波浪纹图案，一条长极了宽极了的金黄缎带在腰间一圈圈的束起来，再将上身的袍子从腰间往外扯一扯，从衣襟处伸手进去便是一个随身的包袱，过去蒙古族人外出的行囊就在这里了，牛肉干奶豆腐都可以往里边塞，头戴一顶黑色绒面作沿、与袍同色蓝底缎面做主体的尖塔样的帽子，黑绒与蓝缎也都镶了金边，帽顶一束红璎；我的袍子则是大红底色上有白色舞凤及花朵图案的缎面长袍，底端是绿边白底绿色波浪纹图案的裙摆，波浪纹及绿边外都又镶嵌了许多金色绿色的小珠子外加一道金线，形成另一道精致的边，上又有同样的两片裙褡斜在两侧，腰间是红色缎底两边依次是金白绿三道边的宽腰带，头顶是与蒙古人同款的帽子，不同的是我的帽檐是白色皮毛，帽顶的缨子是橙色，而且后面还飘两根橙色的缎带。听姐姐说，这是过去蒙古公主的服饰。 

回到家，亲戚们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到了，被我们简化的婚礼程序里，省去了接亲，花车游街之类，于是，整个上午，我们就是在家中与前来祝贺的亲戚们合影，好几个相机在客厅里一直对着我们。公公婆婆的兄弟姐妹从四方赶来了，这也是他们很多年来第一次齐齐的聚到一起；乌兰表妹把相机里的照片一张张的给我爸妈浏览；大部分亲戚们都是用蒙语交谈，听不懂他们语言的我，只需要保持微笑就可以了……家里很热闹，让我回想起三年前在北京与蒙古人的家人第一次见面的场景，与这家人的相处，父母，两个姐姐，从一开始就没有那种无所适从的陌生，而是亲切，自然，每每二姐叫我“萝卜”的时候我甚至会恍惚觉得她就是我大学校园的姐妹。

按照北方的风俗，新婚宴好像是要在中午十二点之前开席，十点半我们便往酒店去了，蒙古人牵起我的手，下楼，上车，到了酒店门口，我笨手笨脚的给婆婆戴上头花，来往的亲朋好友也开始陆陆续续到来入座。爷爷过来了，穿上了熨的笔挺的中山装，还将旧日里上战场立功的来的勋章都戴在胸前，三代单传的男孙娃娃娶媳妇儿，老人家重视啊！蒙古人的某个表姐是音乐老师，据说还开过小范围的演唱会，这天也带来了乐队在宴席现场表演，后来，几个姑姑，还有表哥，也都上台去唱蒙古民歌，声音高亢，带着浓浓的草原的味道，闭上眼，就已是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的意境。

关于婚礼上的节目本身，是我之前最觉得无可无不可的，也因此我们省掉了很多节目，比如婚礼上的发言，比如“我愿意”，比如交换戒指，甚至连主持人已经准备好的用来运送戒指的红绸鲜花装点的红色遥控玩具车，也被我们闲置了，最后不忍拂逆老人好意而留下来了两个节目，许愿流星和香槟塔——但经历过后，我想说的是，不管之前多么以为是过场，多么觉得没必要，多么坚持简洁，但作为新娘身在其中的时候，还是有许多的感触充盈心底，当他牵着我的手沿着两边都是玫瑰花装点的红毯走过时，当我揭开许愿水晶球上的红色薄纱时，当我们双手合十默默许愿时，当我们同执酒瓶往香槟塔上倾倒红色的琼浆时，鼻子有点隐隐的发酸，只能使劲儿用微笑加以掩饰，而当主持人说道我们的经历，“2005年，他们在非洲相遇，相识，2006年，他们相恋，相知，2007年，他们分处美洲和欧洲，远隔万里，两地相思”的时候，心中的感慨，岂止万千？

我们都有着一致意见，婚礼上唯一不能省去的环节，就是给双方父母敬献哈达和马奶酒了。但老实说，这却也是我从一开始就最害怕的环节。我和我的妈妈，都是特别容易流泪的女人，两年前蒙古人和父母去我家提亲，双方父母见面，眼看着嫁女之事将成定居，虽然那几天的相处非常愉快，但最后临行前的饭桌上，我妈妈说着话、给我们夹着菜就忍不住泪流满面。这些年来，有时候跟朋友会设想起婚礼的场景，也参加过一些婚礼，而我对自己的婚礼却始终有些害怕的感觉，甚至抗拒，就是因为害怕婚礼上家人的眼泪会让我无法承受。其实，在土家族的婚俗里，哭嫁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嫁女的前一天晚上，新娘以及她的十二个姐妹的任务就是哭，哭的越伤心，越能证明对父母的感恩，越能表达对未来的期盼。但我爱哭，却又很害怕哭的气氛。父母上台，儿女去表达感恩和敬意，我担心我和我妈妈一定会哭的，于是之前就跟主持人再三叮嘱，千万不要太煽情，因为我担心我真的会承受不了。

整个婚礼上，我真的不能去看台下的爸爸妈妈，我尽量避免将目光落在他们身上，偶尔的一瞥，却惊讶的发现妈妈一直在微笑，反而是爸爸一直面色凝重，一直到主持人将四位老人请上台来。我给公公和婆婆分别献上马奶酒，他们用手指在银碗里轻轻蘸一下，洒向天，洒向地，再抹向自己的额头，分别代表敬天敬地敬祖宗，然后一饮而尽，我再给他们戴上哈达；同样，蒙古人给岳父岳母也分别献上马奶酒和哈达，我妈妈之前不知道这个规矩，一时也没看明白他们的动作是什么意思，便只是学着蘸了点酒，在空中比划了两下，像个小孩似的，估计她自己也觉得有点好笑，场面于是轻松了一些，而我的爸爸，严肃甚至以虔诚的姿态完成了整个动作，想起那首歌，叫做《爹地的小女儿》。

最后让我噙在眼眶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也让台下的婆婆、姐姐还有亲戚朋友们都掉下眼泪的，却是一个最简单平常的动作——拥抱，那已是婚礼的尾声，蒙古人紧紧的抱着我，松开，复又抱住，拥抱了很久，眼前划过一幕幕，电影镜头般，阿布贾办公室的第一次握手，土耳其机场的久别重逢，分在巴拿马与保加利亚的电话线里的激烈争吵，布拉格的温馨小屋……直到主持人在旁边说，差不多了啊！

拥抱，一直是我所以为两个人之间，最为温暖的动作。

八岁或者九岁那年，全班同学集体去广场上参加好像是宣判大会作为道德教育课，队伍里的我被一个讲一口不标准普通话的叔叔叫住，说是要拍电影，我以为是要我去扮那台上被双手反捆的被宣判的犯人，极为恐惧，直到妈妈赶来陪着我，化妆的阿姨给我梳上小辫扎上红头绳。那部电影就叫做《出嫁》，我穿着红色白点点的布衣，牵着穿紫色小长袍的弟弟坐在巷子里人家屋檐下的木窗上，看新娘的花轿从巷子里抬过，全然陌生而茫然。那部电影我从未看过，但这么些年来想起“出嫁”两个字，往往想起的是懵懂未知的幼年时光，如今我做了那花轿里头的女人，二十年的时光如此匆匆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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